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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系六十年”系列/之二十四

日期:2013-11-01 17:07 來源:《黃埔》 作者: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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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同臺 兩岸簽訂書面協議

  1979年10月,國際奧委會通過了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決議,中國終于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合法地位。1989年4月6日,何振梁作為中國奧委會副主席,同中國臺北奧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慶華,簽署了關于臺灣地區體育團隊來大陸參加國際比賽的協議,這是海峽兩岸體育界之間的第一個書面協議。兩岸交流從此更加熱絡起來。

  來之不易的名古屋決議

  1954年5月,國際奧委會第50次雅典全會上,以23票對21票通過決議,承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是中國奧委會。同時,臺灣當局宣布退出國際奧委會。但國際奧委會主席、美國人布倫戴奇卻未經全體會議討論,悄悄地把臺灣的奧委會以“中華民國”名義列入國際奧委會承認的國家奧委會名單里,力圖在國際體育組織中造成“兩個中國”的局面。此后,我方為恢復中國的合法地位、反對國際體育組織的錯誤做法而進行了長期的斗爭,并于1958年中斷了與國際奧委會的聯系。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明確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根據《告臺灣同胞書》的基本精神,中央批準了在國際組織中對臺的新方針,把“蔣幫”的提法改為臺灣當局,“驅蔣”的提法改為撤銷臺灣當局會籍或會員資格。在一些非政府性國際機構內,除了全國性席位由我有關部門機構占有外,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章程的不同規定,可以允許臺灣地區的非政府機構作為我有關機構的分支參加,或允許其作為非全國性機構參加,名稱可以是“中國X機構臺灣分會”或“中國臺灣X機構”,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冠以“ROC”(中華民國)或單獨用臺灣名義。

  新的方針為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打開長期未能解決的恢復我國合法席位、妥善處理臺灣問題的僵局開辟了道路。在過去多年的工作基礎上,在國際奧委會內一些朋友的熱心幫助下,經過會內外的大量工作,1979年10月,國際奧委會在日本名古屋舉行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并通過了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決議,即名古屋決議。其內容如下: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執委會決議(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名稱: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國家奧委會的歌、旗和會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歌和旗。提交并經執委會批準的會徽。

  章程:符合規定。

  位于臺北的委員會:

  名稱:中國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

  國家奧委會的歌、旗和會徽:有別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會徽,并須經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的批準。

  章程:須于1980年1月1日前進行修改,以符合國際奧委會章程。

  國際奧委會將執委會名古屋決議交委員們通訊表決,獲絕大多數同意。中國終于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合法席位。臺灣方面在經過1年多的抗拒之后,最終不得不接受決議中規定的條件。1982年,臺灣方面申請加入亞奧理事會。但是他們既想進去,又不想按名古屋決議辦。亞奧理事會沒有同意他們的申請。

  1986年,臺灣又提出參加亞奧理事會的申請,并表示同意按奧林匹克模式入會。我方認為只要臺灣嚴格遵守國際奧委會的名古屋決議,就可以同意臺灣加入亞奧理事會,并歡迎臺灣地區派出運動員參加北京的亞運會。后來,臺灣的入會申請順利通過。

  薩馬蘭奇的倡議

  對國際體育領域里的政治問題有著特殊嗅覺和興趣的薩馬蘭奇,1987年5月突然倡議,由他出面邀請海峽兩岸的運動員共同參加由他提供獎杯的“國際奧委會主席杯”比賽,地點可首先在中國大陸,第二屆在臺灣。當年,薩馬蘭奇是在國際奧委會伊斯坦布爾全會期間向何振梁提出這個倡議的。他說,提這個倡議的目的是推動海峽兩岸的體育交往,以此作為臺灣運動員去北京參加亞運會的第一步。薩馬蘭奇征求何振梁的意見。由于這事突然又特別重要,何振梁只原則性地回答說:“倡議如能實現,將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體委同意薩馬蘭奇的倡議,有關部門也認為是件好事,應大力促成。于是,中國奧委會答復薩:“支持你的倡議,比賽地點可以同意輪流在海峽兩岸進行,比賽項目可以進一步商議”。

  對于臺灣當局來說,這個倡議卻給他們出了一道難題。他們既不能拒絕,又不便接受。他們認為,目前兩岸運動員直接比賽尚不具備條件,但同意在第三地并有第三隊的情況下進行此賽。薩馬蘭奇于是建議1988年5月在香港進行有中國大陸和中國臺北及香港隊參加的“國際奧委會主席杯”乒乓球比賽。我方立即表示同意。

  1988年2月15日,薩馬蘭奇邀請何振梁、臺灣的徐亨和剛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吳經國商談“主席杯”比賽事,徐亨借口已去外地而不來參加。會上,薩馬蘭奇開門見山,建議“主席杯”比賽在香港舉行,時間定在6、7月間,項目為男子排球及乒乓球男、女單打,分兩天賽完。薩馬蘭奇除自己出席外,還邀請國際排聯和國際乒聯的主席及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三地奧委會出席,三地均用國際奧委會批準的名稱和旗、歌。何振梁表示贊成,吳經國則希望7月以后再作商議。薩堅持原議,并指出:“如果比賽成功,將更有利于臺灣方面參加1990年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為了臺灣加入亞奧理事會,國際奧委會幫了不少忙,如果臺灣方面不參加,抵制1990年亞運會,將很不好”。

  同年12月,何振梁出席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和各國(地區)奧委會大會,臺灣的徐亨和吳經國也出席了這次大會。應徐、吳二人的要求,何振梁同他們會晤。會晤時吳經國提出,希望澳門和新加坡也參加“主席杯”比賽。顯然,臺灣方面的這個意見是想改變“主席杯”原來為海峽兩岸的特殊情況而舉辦的宗旨。何振梁說:“對澳門來參加,我們沒有異議,但從體育上講,澳門沒有可以跟海峽兩岸相等水平進行競爭的項目。但請新加坡參加就不妥了,雖然新加坡是由華人為主組成的社會,但它是個獨立國家,不宜邀請。”何振梁當場就把新加坡問題給否了。

  第二天,應薩馬蘭奇主席的邀請,何振梁和屠銘德、臺灣的徐亨和吳經國、香港的沙理士和楊駿驤在薩馬蘭奇住處商談“主席杯”事宜。薩馬蘭奇同意何振梁關于不邀請新加坡的意見。大家商定于1989年4月7日至10日在香港舉行。只舉行乒乓球比賽,設哪幾個小項目待與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商定。原擬排球比賽暫緩。第二年4月比賽結束時宣布第二屆比賽在何地何時舉行。原則上是每兩年一次,輪流在三地舉行。后來,由于1989年4月6日,中國奧委會與中國臺北奧委會已經談妥并簽署了書面協議,臺灣地區將正式派團來北京參加亞洲運動會,“主席杯賽”已無必要,就此擱置了下來。

  簽訂兩岸第一個書面協議

  根據國際奧委會名古屋決議,會址在臺北的奧委會只能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用英文寫的),旗和歌都與他們過去使用的不同。

  對于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中文譯文,我們習慣于譯成中國臺北奧委會,這也順理成章,臺灣卻把它譯成中華臺北奧委會。長期以來,對這個中文名稱一直是各說各的。在第三國參加國際比賽時,因只用英文名稱,不存在中文譯名問題,而在用漢字表達地名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則使用這些國家本身的字母,將Chinese Taipei的發音拼寫出來,代替漢字譯名問題,但是在北京舉辦亞運會,無法避開中文名稱問題。于是,如何翻譯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這一名稱,又成為雙方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1988年9月,第24屆奧運會在韓國漢城舉行。我方和臺灣地區的體育代表團都參加了。來自臺灣的一些記者圍住何振梁問,“大陸是否可以同意臺方以‘中華臺北’名義參加北京亞運會?”何振梁回答說:“我們歡迎臺灣同胞按國際奧委會的決議規定來北京參加第十一屆亞運會,為什么臺灣方面要以‘中華臺北’這一名稱作為前提條件?”何振梁反問記者:“你們能否告訴我‘中華’和‘中國’的區別何在?”臺灣記者語塞。顯然,臺方是通過記者來試探我們的態度。

  12月,在維也納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和各國奧委會大會期間,國際奧委會臺北名譽委員徐亨和委員吳經國向何振梁提出,希望私下談一談。過去同他們見面時,只是寒暄一下,沒有認真交談過。12月7日晚,雙方舉行了第一次面對面的單獨會晤。

  寒暄后,吳經國提出,他們愿意派隊參加北京亞運會,但要用“中華臺北”的名稱。何振梁指出,“‘中國臺北’的譯法是順理成章的。我不理解為什么臺灣有些人反對用‘中國臺北’,究竟‘中國臺北’和‘中華臺北’區別何在?”雙方爭論不下,并商定于1989年1月18日在香港會面。

  1月18日,何振梁和屠銘德與徐亨和吳經國在香港再次會晤。這期間,由于臺灣當局著意進行所謂“彈性外交”。我方決定先看一看再說,暫不松口。這次是兩岸奧委會代表正式會晤,吳經國等因為怕臺灣情況多變,日后變卦不好說,專門拿了中國臺北奧委會主席張豐緒的書面委托書。會晤在文華酒店何振梁的住房進行。

  何振梁主動把話題轉入1988年12月在維也納雙方談及的臺方使用什么譯名參加亞運會問題。何振梁指出,由于臺方不斷有政界要人強調以接受“中華臺北”名稱為前來北京參加亞運會等國際比賽的前提條件,使問題復雜化。目前已不是如何翻譯Chinese TaiPei的技術問題,而變成了政治問題了。尤其是近來臺灣當局推行“彈性外交”,更使我方對臺方堅持以此為前提條件的意圖提出疑問。所以,現在不能同意他們用“中華臺北”。

  關于何振梁的這番話,徐亨和吳經國一再表示可惜,說他們將難以派隊來大陸。徐亨還表示,他多次告誡那些人不要亂說話,言多必有失,這類事雙方悄悄地談,容易解決得多。

  在這以后,雙方又根據形勢的發展,各自不斷地進行研究。臺灣方面的分歧很大,有堅持原來意見的,也有認為可以不堅持“中華臺北”的名稱的。他們傳話過來說,大陸是老大哥,照顧一下小弟弟的困難。

  3月8日,我方向報界透露,“在嚴格遵守國際奧委會決議的前提下,有關參賽的技術性問題,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經過磋商,不難解決。相信兩岸之間的體育交往,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年將有新的突破”。

  臺灣方面立即理解了這一信息,認為有可能達成某種協議。這時,臺灣方面傳來消息說,如果在臺灣隊參賽的名稱上能給他們一個臺階下,臺北奧委會的秘書長李慶華愿意來同我們正式會談。當時,在大陸與臺灣之間來回傳遞消息的人是當過臺灣“體育總會”的副秘書長齊劍洪的兒子齊偉超。齊偉超在香港做生意,來往大陸和臺灣,所以兩邊都接得上話。

  3月9日,何振梁約見齊氏父子,約李慶華同吳經國一起來香港商談。齊偉超問何振梁能否承諾同意臺方的要求。何振梁說:“哪有先承諾再商談的?承諾了就不必再商談了。談才能找到解決的辦法”。

  3月15日,何振梁與中國奧委會的正、副秘書長魏紀中、屠銘德到了香港。16日晚,齊偉超通報李慶華已到香港,希望馬上就談。何振梁考慮當晚的談話可以不作為正式會談,決定由魏紀中、屠銘德先與他初步接觸。雙方相互有所了解,對正式會談有好處。于是,魏、屠與李見面。通過接觸,得知李慶華對我方的底牌已摸清楚。何振梁考慮再三,決定明天不能拍板定案。在我方同意用“中華臺北”的名義的同時,要讓臺方對我方去臺灣參加國際性比賽應按國際奧委會決議作出一定的承諾,并且要臺灣撤銷對兩岸交往所設置的種種人為障礙。

  17日上午,何振梁同李慶華會談。李慶華強調,各說各的方案會帶來不少問題。他希望大陸方面從更大的范圍著眼,同意臺方用“中華臺北”的名稱。他還表示“如果你們這樣做,你們的得會大于失。”何振梁于是不再與他繼續就這個問題作進一步討論,而是提出這次會談,是兩岸奧委會之間的第一次正式會談,不僅要講臺灣地區體育隊伍來大陸參賽的條件,也應把大陸的體育隊伍到臺灣地區參加國際性比賽的條件作為統一的內容進行考慮。既然雙方都已接受國際奧委會的決議,那么大陸的體育隊伍到臺灣參加國際性比賽時就應該按照國際奧委會的決議進行,名稱是中國隊,打五星紅旗,奏《義勇軍進行曲》。

  對何振梁提出的問題,看起來李慶華并沒有思想準備。他表示,你們用中國的名稱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對旗、歌沒有表態。何振梁再次強調了名、旗、歌問題,并提出,兩岸的體育交往中,臺隊已來大陸。但臺灣當局對大陸入臺設置障礙,這樣難以實現雙向交往。李表示同意何振梁的意見。

  何振梁表示相信他的話,但是為了避免今后出現問題,希望李慶華取得有關方面的正式認可,并和何振梁簽訂協議,希望盡快在雙方認為合適的地點進行。

  4月4日,海峽兩岸的奧委會在香港舉行第二次會談。我方仍然是何振梁和魏紀中、屠銘德。看來臺灣方面已經請示了最高當局,愿意有所承諾。會談時,何振梁直截了當地提出,不管是臺灣的體育隊來大陸,還是大陸的體育隊去臺灣參加國際比賽,都應該按照國際奧委會的決議辦。至于Chinese Taipei的中文譯法,我們可以尊重臺灣方面的習慣用法,在比賽以及會議等正式場合,主辦單位都稱臺灣方面為“中華臺北奧委會”。至于大陸的體育隊伍去臺灣參加國際比賽,如果臺灣方面一時做不到按國際奧委會的決議辦,唯一的辦法是臺灣不申辦國際正式比賽。考慮到李慶華先生目前的處境,會談如果達成協議,雙方可以做口頭承諾,而不以書面形式簽字。如臺方不便,我們也可以承諾不向外界透露這次會晤。但是臺灣應承諾體育隊伍來亞運會及其他在大陸舉行的亞洲國際比賽,也承諾不以這次協議作不利于兩岸交往的宣傳。

  李慶華看見我們的態度明朗,表示,如果大陸的體育隊伍去臺灣參賽,名稱無問題,但旗、歌目前還有困難。他還說,大陸杰出人士訪臺的條件,正努力解決,“既然請客人來訪,就不應對客人附加任何條件”。他還說,這次會晤可以公開。于是商定4月7日上午10時,兩岸奧委會分別在北京和臺北同時向新聞界公布這次會晤結果。

  次日中午,何振梁請李慶華和齊偉超夫婦吃飯。出乎何振梁的意料,李慶華提出,最好有一個書面協議,何振梁當然同意。于是李慶華拿出事先擬好的草稿。大意是:“臺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赴大陸參加比賽、會議及活動時,大會(即主辦單位)在文件、手冊、名牌及所作的廣播以中文指稱臺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時,均須稱呼其為‘中華臺北’。”何振梁作了兩點改動:一是在臺方赴大陸參加比賽的一句前,增加“將按國際奧委會決議”;二是把最后一句“均須稱呼其為……”中的“須”字刪去,改為“均稱之為……”。李慶華同意。于是雙方共同簽署了兩岸第一個書面協議。最后的書面協議是:“臺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赴大陸參加比賽、會議或活動,將按國際奧委會有關規定辦理,大會(即舉辦單位)所編印之文件、手冊、寄發之信函、制作之名牌以及所做的廣播等等,凡以中文指稱臺灣地區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時,均稱之為‘中華臺北’。”下面則是何振梁、李慶華兩人的簽字。

  協議簽訂以來,臺灣同胞回祖國大陸參加國際比賽和其他比賽的人次已數以千計,祖國大陸的體育隊多次訪臺,兩岸奧委會領導人也往來海峽之間。隔絕了40年之久的兩岸體育界從此架起了交往與溝通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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