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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同學會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的作用和歷史定位

日期:2018-03-15 15:13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楊守禮 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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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于1937年2月11日向國民政府呈請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以下簡稱“畢業生調查處”)備案。我們依據這一報告及所附該處的組織條例、系統表和編制表(楊守禮、黃勝利《蔣介石呈請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備案》,《黃埔》2018年第1期),再輔以其他相關資料,對黃埔同學會和畢業生調查處的作用及歷史定位做一些分析。這一課題對黃埔軍校研究十分重要,本文的分析和探討,僅作拋磚引玉之用。

  一、全方位掌控和護佑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群體

  畢業生調查處組織條例的第三條規定的該處權責,幾乎囊括了與畢業生相關的所有方面:調查、登記、指導、考核、通信、統計、獎懲、介紹工作、特殊救濟、臨時召集、訓練、呈請分發任用、擇優保送國內外升學及呈請開復學籍等。畢業生調查處的這些權責,實際上是黃埔同學會權責的繼續和發展,對畢業生的任用和仕途升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抗戰名將鄭洞國(黃埔1期)在其回憶錄中提到黃埔同學會(后為畢業生調查科、處)對他升遷過程的影響:1927年“四一二”之后,“我們這些平時被認為思想左傾,與共產黨人往來密切的軍官,都做好了被撤職或遭捕殺的準備。以后我本人雖然未遭殺頭之禍,亦未被撤職,但卻在軍隊中長時期得不到升遷。數年后,當時擔任黃埔同學會負責人的1期同學黃雍告訴我,在該會掌握的黑名單上,我早已被列入共產黨嫌疑分子,經他發現后,始將我的名字從中抹去了”(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鄭建邦、胡耀平整理),59—60頁,2008年10月,團結出版社)。

  據黃雍本人回憶,鄭洞國早在1926年底就升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的團長,1927年“四一二”之后一直到1932年初,歷時5年多,幾次調轉,但還是團長職務,這在黃埔前幾期畢業生中是很少見的,他因此很郁悶。大約1931年底、1932年初期間,就向黃雍吐露了心中的糾結。黃雍與鄭洞國、黃杰關系都很好,他就在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找到黃埔同學會的檔案(此時黃埔同學會已奉命解散),查看了關于鄭洞國的調查記錄,發現有共產黨嫌疑的記載,黃雍證明他不是共產黨員,就將這個嫌疑抹去了。黃雍然后打電話給黃杰(此時鄭洞國正在黃杰為師長的第2師任團長),告訴他黃埔同學會檔案已經排除了鄭洞國同學的共產黨嫌疑,不影響升遷。這樣不久鄭洞國就升任了旅長,以后大約3年一躍升,1938年已晉升為98軍軍長。1944年9月,更升任中國遠征軍駐印度副總指揮,成為取得輝煌戰功的抗戰名將,被授予青天白日勛章,并在國民黨六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這個例子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黃埔同學會(及后來的畢業生調查科、處)對畢業生任用升遷的重要影響。事實上,1927年5月6日蔣介石就電令“清黨委員會”委員陳群:“凡黃埔學生有共產嫌疑者請解黃埔同學會審查。”可見在那個時期,黃埔同學會對于黃埔學生的重要性,絕不止于仕途升遷,甚至關乎生命安全。當然,蔣介石重視對黃埔學生的控制,同時注重思想的控制,他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對他們進行“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灌輸,使他們把“服從校長、忠于領袖”變成軍人的天職。

  從黃埔同學會到畢業生調查處,對畢業生的登記調查是最基本的工作,此外,還會對登記失業的畢業生給以救濟。1935年9月至1936年12月,經畢業生調查處救濟者計3520人,同時,還會根據個人的經歷呈請分發任用,或進入訓練班加以培養,然后再分發任用。杜聿明(黃埔1期)1927年“四一二”后,由武漢逃往南京見蔣介石,蔣亦令其到黃埔同學會登記,后在張治中負責的校閱委員會任職。8月13日蔣介石被迫下野,校閱委員會撤銷,杜聿明失業,只好靠南京黃埔同學會每月12元津貼維持生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杜聿明將軍》第2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12月)。像杜聿明這樣受蔣介石器重的學生,當年都接受過這樣的津貼補助維持生活,更何況一般畢業生。

  又如畢業生調查處處長劉詠堯(黃埔1期,與鄧小平、左權同班的留蘇生)1939年6月12日呈報,軍校同學吳淡人和馬西潘遭日機轟炸分別犧牲和重傷,請求按撫恤條例分別飭升為少將和上校,并一次性分別給予撫恤金1500元和500元,蔣即批示“照準”(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520-082);1940年,中央軍校七分校分派200余名畢業生去山東淪陷區工作,補給困難,缺乏換季服裝,畢業生調查處七分校通訊處即協調分校撥款給同學自行購置。有一位七分校畢業生遭慘烈戰斗致精神錯亂,戰斗部隊無法處理,畢業生調查處七分校通訊處呈報該分校主任胡宗南,獲撫恤金350元,交民家供養(單補生《我珍藏的中央各軍校通訊處證章》,《黃埔》2016年6期)。1939年10月,畢業生調查處去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報告已電令畢業生調查處廣東省通訊處,設法對在港的失業同學妥為安置(臺北,國史館,《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507-00015-007),畢業生調查處對在遠離政治中心的香港的軍校畢業生都關注到了。這種關愛對于廣大軍校畢業生而言,是一種鼓舞和激勵,使他們感受到“親愛精誠”的精神,從而更效忠于國家,更有利于蔣介石政權對軍校畢業生的管理、控制和使用。

  畢業生調查處從1935年起,創辦了黃埔子弟學校——中正學校,“以教育同學子女,使能負荷承先啟后、繼往開來之使命”。這對于馳驅疆場、無暇兼顧子女教育的黃埔同學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抗戰期間,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還創辦了遺族工廠,以使烈士家屬能自食其力,不致流落街頭。1946年,蔣介石指示將陣亡的黃埔1期生李正華(155旅旅長)之子李遺麟送遺族學校或中正學校免費就讀。軍委會設有負責傷亡同學優撫事宜的“撫恤委員會”,畢業生調查處時期,蔣介石將撫恤工作直接交由畢業生調查處辦理。畢業生調查處對軍校畢業生的控制和體恤兼顧,這些舉措增加了畢業生對蔣介石政權的歸宿感和依附性。

  畢業生調查處的作用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大大減弱。特別是對部隊進行大規模的整編退役之后,大批軍校畢業生失業,僅南京一地就逾千人,打架鬧事,時有發生,畢業生調查處實際上成了失業同學救濟處,排難解紛幾乎成了唯一的業務。撤銷了戰時戰斗序列的各戰區司令長官部、集團軍司令部,將編余的400多將領集中到南京“中央訓練團”,也等于是失業。他們大多數是黃埔軍校出身,參加過東征、北伐、抗日戰爭,因而心有不平,于是1947年3月19日,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300多名國民黨高級軍官,在南京中山陵“哭靈”事件。

  二、利用各種訓練班擴大畢業生調查處的控制范圍

  畢業生調查處組織條例明確規定,調查處有指導、訓練畢業生的權責。調查處一成立,就按蔣介石指示把此前各種訓練團、班、隊等百余個訓練機構的畢業生加以甄別,按畢業時間先后,并入中央軍校相應正式期次,享受正式期別待遇。如廣州政治訓練班與黃埔6期同時,就編入軍校6期。這一做法大大擴大了畢業生調查處的管理控制范圍。

  在1932年3月間,南京有270多失業軍校畢業生向畢業生調查處登記,經蔣介石批準,在軍校為他們開辦了一個“特別研究班”,康澤任主任,蕭贊育任副主任。訓練3個月后,派到復興社各級組織、南京附近各軍校和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去做政訓工作。4月間,又有幾百名失業軍校學生登記,就成立了一個憲警訓練班,主任為孫常鈞。訓練期滿后,派往各省的憲兵和警察組織。此外還有一個劉健群主持的軍委會政訓班。從這幾個班的開設,可以看到畢業生調查處的控制向軍、警、憲、特、青年等各方面的伸展。

  1933年,蔣介石命陳誠開設廬山軍官訓練團,訓練“剿共”主力北路軍所屬各部隊的中下級軍官。從7月到9月舉辦3屆,每屆15—18天不等,訓練總數約7600人。1934年暑期,又以“陸軍軍官訓練團”的名稱,分三期調訓全國各地校官以上的中高級軍官。1935年,再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廬山暑期訓練團”的名稱,擴大訓練范圍,設黨務、軍訓、政訓、縣政等八個組,分兩期在海會寺訓練從中央黨部、訓練總監部、軍政部、內政部、教育部等各單位抽調的7400余名學員。1936年,以“第一屆廬山暑期訓練團”名稱,繼續上一年訓練計劃。1937年,再舉辦“第二屆廬山暑期訓練團”,調集全國軍隊師旅長以上人員、各省縣黨部委員、專員、縣長、警察局長、民政科長、教育局長、中學校長等到廬山受訓。訓練團分兩期舉辦,每期約4500人(陳榮華、何友良《廬山軍官訓練團》,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

  以上各年廬山訓練團畢業生總數在4萬名左右,按蔣介石的指示,均由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依照軍校畢業生登記手續登記在案,發給中央軍校同學證,承認他們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的資格。按“畢業生學籍登記證規則”,凡登記之畢業生應絕對奉行三民主義,服從領袖蔣委員長命令,盡忠職務。如有反動言行或其他不法情事,得按情節輕重,予以開除學籍及其他相當處分。

  廬山軍官訓練團的畢業生不僅數量大,而且組成非常多樣。首先,這些畢業生中不僅有嫡系“中央軍”軍官,還有不少非嫡系的雜牌軍官佐,他們本不屬于蔣校長學生之列,但經過此次不過半月的短期訓練,就名正言順地成為蔣校長的學生了。這樣,畢業生調查處就可以深入到他們所在的雜牌軍部隊中去,設立通訊處,并派駐通訊處的負責人,對他們所在部隊加以控制。其次,廬山軍官訓練團4萬余畢業生中有一半左右來自黨務、軍訓、政訓、行政、教育單位,這樣畢業生調查處的控制力,就很自然地伸展到軍事領域之外的黨務、行政、教育系統中。調查處向非軍事領域擴大的趨勢,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之后,繼續發展。抗日戰爭期間,在重慶浮圖關開辦的“中央訓練團”,選送的學員就有大量的行政人員,而且都是在中央行政系統內任職,從而使畢業生調查處的控制范圍進一步向各個非軍事領域擴大。

  國民黨內派系林立,最大的派系是CC系、政學系和黃埔系,他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最具影響力。在國民黨政權運作過程中,各派系的利益和認知不時發生沖突,各自為自己的派系索取更大的權力和利益。在這些爭斗中,畢業生調查處通過各種訓練班以擴大黃埔系的控制范圍,把黃埔系的手一步步伸向其他派系的勢力范圍,所以畢業生調查處也必然是國民黨派系斗爭和權利爭奪的參與者。

  三、畢業生調查處是國民革命軍的人才儲備庫和供給源

  畢業生調查處的權責中,對畢業生的登記、調查、考核、臨時召集、訓練、呈請分發任用,是一套干部和人才培養考核任用的完整流程和體系。這一流程和體系不只是在調查處中央總處進行,而且在遍布各軍師、省市及各軍校的分處和通訊處進行,從而使畢業生調查處系統成為國民政府軍事、政工人才的儲備庫和供應源。它不僅全面掌握這些人才在全國的數量和分布,而且能隨時調整分發,以保證國民革命軍軍政干部的充實和流動。這個系統在戰時,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是軍隊戰斗力的重要保證。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鏖戰到9月4日,蔣介石電諭戴笠、杜鏞(杜月笙)限期1個月內組織成1萬人的抗日別動部隊,配合正規軍作戰,在敵前敵后擾亂、牽制、襲擊敵軍,并肅清奸匪敵諜。據文強回憶,這支部隊設5個支隊,3個支隊長都是黃埔2至6期畢業生,另2個支隊的副隊長和大隊長也多是黃埔畢業生。在當時戰事緊急情況下,戴笠要文強速電商南京黃埔軍校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黃雍,一周內輸送600名有軍旅經驗的軍校畢業的校尉級軍官來滬,按資歷安置為別動隊各級干部。黃雍接到電報后,即以每天分派100余名軍官去淞滬的速度,在一周內分發了600多名有軍旅經驗的校尉級軍官去滬,可見運作效率之高。別動隊進入戰斗后,文強曾多次到淞滬前線,見各大隊堅持奮戰到底,主動堵住被日軍突破的陣地缺口,雖傷亡慘重,卻戰斗不止,令其后撤也不從,到11月初就有1500人戰死。正規軍奉命撤離后,別動隊3個支隊仍然誓死不退,與日軍繼續鏖戰3天,傷亡慘重。撤退后,文強負責收容別動隊撤散部隊,僅得萬人中的2000人,其余都在戰斗中犧牲了(何蜀《文強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文強《淞滬會戰戴笠抗日別動隊》,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在此別動隊中,軍官基本是黃埔學生,總數在700人之數,捐軀者幾乎達80%。

  另一個例子是,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黃雍的秘書吳少岳1951年簡歷留下的記錄:從南京撤退到武漢時,“處里業務為登記失業軍官及分發到各軍、師去,工作很忙。記得有一天,連通知和文件辦過一百四、五十件稿子。我這時的思想是,我在為抗戰而努力”。除去少量黃雍個人來往信件和通知外,黃雍作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這期間一天分發畢業生軍官到各戰區去的數目總在百名以上。這個數目,與1937年在南京一天分派百余名軍官去淞滬前線的數目是一致的。1937年8月至1938年7月,畢業生調查處分發失業同學工作7814人。1938年8月起,將未分發的失業同學編為畢業生調查處軍官總隊,施以相應訓練。該軍官總隊隊部設重慶,3個大隊分駐寶雞、桂林和宜昌,分別辦理失業同學集中管理訓練事宜,1938年底集中分發3658人。以上兩筆由該處分發工作同學數11472人。抗戰期間,被畢業生調查處分發的軍校畢業生軍官何其眾也!

  由此可看出,中央各軍校畢業生調查處擁有雄厚的軍事人才儲備。這可證明,剛畢業的和散布在全國各地的眾多失業的軍校畢業生,在攸關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義無反顧地到畢業生調查處登記報到,聽從國家的召喚,準備為保衛祖國而獻身,因而中央各軍校畢業生調查處才有如此雄厚的軍事政治人才儲備。這是黃埔軍校及各軍事學校教育取得成功的有說服力的證明。須知這是真正嚴酷的考驗,分發到淞滬抗戰前線的六七百名青年軍官,一兩個月之后幾乎80%就為國捐軀了!在這長期的殊死戰斗過程中造成的巨大傷亡,畢業生調查處迅速分發各級軍官到前線進行補充。這證明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這個軍事、政治人才的巨大儲備庫,是充實和鞏固國民革命軍以確保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組織保證。

  四、畢業生調查處是國民革命軍傳承黃埔精神的重要保證

  畢業生調查處對畢業生進行嚴格的管理、軍人精神的訓育,以及精心呵護,對他們個人或遺屬進行救濟和撫恤。畢業生調查處的這些權責,使它成為培養、控制和鞏固國民革命軍的一個重要組織機構,起到了在國民革命軍中保持和傳承“黃埔精神”的作用。畢業生調查處編纂血花叢書、黃埔論叢、黃埔事業集、精忠錄、校長訓話集等,提供給畢業生閱讀學習,宣揚黃埔精神;征集陣亡同學遺物、遺著、遺墨及同學抗戰戰利品、戰事紀錄片等,以彰顯黃埔精神的力量。不但對畢業生的訓育過程強調黃埔精神的傳承和發揚,就是在畢業生調查處負責開辦的黃埔子弟學校——中正學校的校章中,也明確“發揚黃埔精神”是其教育方針之一。1939年12月,中正學校在重慶復校后,有校董117人,都是黃埔高級將領,其中黃埔1期61人,占半數以上。正副董事長分別是胡宗南和黃雍,校長先后為劉詠堯和黃雍,他們都是黃埔1期畢業生,也是黃埔系的核心人物。這些董事是最能體現黃埔精神的一代名將群體,由他們來決定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傳承黃埔精神,是最值得信賴的。

  在抗日戰爭中,黃埔精神的力量可以彌補武器裝備落后和后勤保障不足的劣勢,成為戰勝敵人的保證。在抗戰時期,有200多名黃埔師生擔任師長以上軍職,指揮全國三分之二的精銳之師,在全國各戰場上抗擊日本侵略者。由黃埔師生統領的國民革命軍(包括八路軍、新四軍),是取得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保證。他們活躍在抗戰最前線,犧牲也最大。時任基層軍官的歷屆黃埔畢業生眾多,為國殉難者更是難計其數。據不完全統計,從黃埔軍校走出的多達200余高級將領為國犧牲(李忠誠、李立《抗戰中的黃埔師生》,《黃埔》2016年第1期),其平均年齡僅38.4歲。在歷次重大戰役、會戰中,無數黃埔師生拋頭顱,灑熱血,救國救民,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勛,這是全國人民,乃至世界所公認的歷史事實,他們靠的就是黃埔精神。日本戰犯岡村寧次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槍炮打不贏我們,主要是黃埔精神打敗了我們。”(劉俙《抗日戰爭與黃埔精神》,中國黃埔軍校網)。1939年11月,岡村寧次即提出:“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只在于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盧毅《日本戰史中的國民黨正面戰場》,《團結報》2016年2月25日)黃埔畢業生的抗日意志就是來自于黃埔精神。

  五、畢業生調查處是黃埔系形成的有力推手和黃埔系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更是黃埔系核心結構的重要一環

  黃埔系是在國民革命斗爭中逐漸形成的一支最為重要的軍事政治力量,在東征、北伐消除軍閥割據、爭取國家統一與民族獨立的斗爭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黃埔系的核心成員來自于黃埔軍校教官和1924年到1929年培養的前7期畢業生(約13000余人)。在黃埔學生羽翼未豐之前,黃埔教官一路領先,執掌了中央各軍事部門的大權,即使在抗戰和全面內戰時期,仍未衰落。黃埔畢業生畢業越早,資格越老,掌握的軍政權力也愈大。他們是“服從校長、盡忠黨國、精誠團結、成功成仁”的忠誠踐行者。

  黃埔系不僅指黃埔軍校畢業的軍事將領群體,還包括在政訓和行政系統任職的大批黃埔軍校畢業的官員。前者如胡宗南、杜聿明、鄭洞國、黃杰、陳大慶、高魁元、桂永清、王叔銘、彭孟緝、關麟征等;后者如賀衷寒、曾擴情、康澤、鄷悌、鄧文儀、戴笠、劉詠堯、袁守謙、滕杰、潘佑強、黃雍、田載龍等。

  黃埔系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從1924年黃埔軍校建校,到1927年“四一二”是黃埔系的萌芽期。1924年11—12月先后成立黃埔軍校教導第1、2團,此為黃埔校軍時期;1925年2月以教導第1、2團為基礎成立國民黨黨軍第1旅,4—6月組建黨軍第3、4、5團,這是黨軍時期;1925年8月第1旅擴為國民革命軍第1師、原黨軍第4、5團為國民革命軍第2師,兩師合為國民革命軍第1軍,全是黃埔子弟,此為國民革命軍成立時期。接著,1926年6月27日黃埔同學會正式成立。國民革命軍第1軍的成立和黃埔同學會的成立,是黃埔系萌芽期的標志性兩大事件。(陳寧生、張光宇《蔣介石和黃埔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為黃埔系的形成時期。蔣介石依靠黃埔系這支日益強大的軍事力量(所謂的“中央軍”),先后打敗了各個新軍閥,也進行了5次反共“圍剿”戰爭,還引進了德、意法西斯理念,建立了以黃埔系成員為骨干的復興社。中央軍的形成和復興社的建立,是黃埔系形成的主要標志,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處)則是復興社的掩護機關,因此,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處)也是黃埔系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抗日戰爭期間,是黃埔系發展的鼎盛期。全面內戰時期,黃埔系由頂峰進入衰敗期。

  復興社的成立也有一個過程。隨著黃埔畢業生的增加,內部派系矛盾增多。反蔣的黃埔革命同學會的產生、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事中19路軍的反蔣抗日,使蔣介石感到必須加強對黃埔學生的控制,保證其對自己的忠誠。于是,1932年3月1日成立了秘密組織“三民主義革命同志力行社”,自任會長。蔣介石把它作為黃埔畢業生的核心,外防異己,內防反側。這個組織提倡領袖崇拜,推崇民族主義,清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主張社會軍事化,強調儉樸廉潔和嚴守秘密。從事政訓的核心黃埔畢業生和黃埔同學會及其后的畢業生調查科的主要負責人成為其成員。一般不吸收黃埔畢業的將領,以便于對其進行牽制和監視,僅有個別例外,如胡宗南、黃杰、桂永清等。成員總數不過80余人(也有作者認為50余人,甚至300人),不再發展。后又成立了“中華復興社”(也稱“中國革命同志會”),作為正式外圍組織。黃埔系一向認為蔣介石的天下就是黃埔系的天下,而復興社又認為自己就是黃埔系的代表。先后任復興社書記長的有滕杰、鄷悌、鄧文儀、賀衷寒、康澤等人。

  復興社先后又設立四個外圍組織:“革命軍人同志會”,以軍校學生為對象;“革命青年同志會”,以學生為對象;“忠勇救國會”,吸收幫會分子,向下層社會發展;“中國文化學會”,以大學校長、教授和一般文化人為對象。

  復興社總社的辦公地址,最先設在南京朝天宮,后遷至明瓦廊。這個地址,前門掛著“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處長賀衷寒,副處長袁守謙)的招牌;后門是三道高井,掛著“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后改處,處長劉詠堯,副處長黃雍)的招牌。復興社在二者中間,不掛牌。軍委會政訓處、畢業生調查科和復興社三個單位的人員均可憑證件由明瓦廊或三道高井出入。但管理極嚴,乘車須在200米外下車,說明三個單位的機要程度,也說明三者關系的密切,三個單位的負責人都屬于黃埔系的核心人物。復興社經常用畢業生調查科(處)名義對外組織活動。

  復興社不僅在南京經常打著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的名義進行活動,在各省市也同樣如此。例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昌新四軍軍部舊址陳列館”(友竹路7號),那里曾是中華復興社江西分社社址,但外面只掛“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江西分處”的牌子。

  據復興社核心成員蕭作霖回憶:“復興社的總會設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省市分會書記則例兼軍事委員會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即黃埔同學會的后身)的省市通訊處主任,以為掩護。省市通訊處亦即省市分會的掩護機關,省市分會門首懸著通訊處的牌子,職工都佩戴通訊處的證章。”復興社省市分會書記兼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省市通訊處主任一事,尚待認證。我們認為這種兼職如果有,也是個別的,因為二者畢竟是各有職責。但畢業生調查處從中央到地方作為復興社的掩護機關,這一點是很多作者都認定了的。

  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與黃埔系的核心組織力行社、復興社及其外圍組織之間的互相重疊、連接和借重,說明畢業生調查處(及它的前身畢業生調查科和黃埔同學會)是黃埔系形成的有力推手,是黃埔系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更是黃埔系核心結構的重要一環,這就是黃埔同學會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的歷史定位。

  復興社成立于1932年3月,1938年6月結束,為同年7月9日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所取代,歷時6年3個月。曾任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處長的劉詠堯任三青團人事室主任,曾任副處長的黃雍任三青團總務處副處長。

  黃埔同學會和畢業生調查處是與國民黨、黃埔系、復興社和三青團這些黨團組織相伴產生、發展和演化的,所以深入研究黃埔同學會和畢業生調查處,就要歷史地、實事求是地去面對這些問題。

  綜上所述,黃埔同學會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的作用和歷史定位,是全方位掌控和護佑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群體的機構,是國民革命軍的人才儲存庫和供給源,是國民革命軍傳承黃埔精神的保證,也是國民黨派系斗爭的參與者、黃埔系形成的有力推手、黃埔系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更是黃埔系核心結構的重要一環。

  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組織的結構和運作,是非常復雜紛繁的,各種組織和機構的職能和作用彼此有多層重疊和交叉,所以以上指出的黃埔同學會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的職能和作用,既不是它們的唯一職能和作用,也不是只有它們才有這種職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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