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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與黃埔軍校

日期:2019-04-02 16:07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陳予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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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力子是近現代中國著名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早年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與蘇聯十月革命較早的傳播者,他參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早期活動。他于1925年5月任黃埔軍校秘書處處長、秘書長,繼任政治部主任等職,對于黃埔軍校有過擘劃獻策之功。他長期主張國共兩黨問題政治解決,致力于《雙十協定》之簽訂,因而獲得“和平老人”稱譽。本文根據史料與回憶文章,著重記述他與黃埔軍校淵源,突出他推進抗戰救國與國共兩黨和平共處若干事跡。

  致力傳播新文化,參與創建共產主義小組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紹興縣陶堰鄉邵家漤村人。初名景奎,別字仲輝(取義“奎壁連輝”),他從《后漢書》中“游子天所棄,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詞為筆名,自稱為“勤勞之人”,從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進校時改名聞泰,任《民立報》時筆名力子。17歲進上海求志學堂學習。18歲考入廣方言館學法文,后考入蘇州中西學堂學習。21歲參加鄉試中舉,為陜西候補知縣,得“文魁”匾。1903年在邵家溇四德庵創辦強明小學。1905年在浙江吳興南潯鎮執教。同年去上海震旦公學求學,結識于右任等。1906年隨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聞,回上海后協助于右任等創辦《神州日報》,參與反清復漢宣傳。1906年再赴日本,在東京晉謁孫中山,受教頗深。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與于右任等一起創辦《神州日報》,宣傳反清思想。1909年5月在上海創辦《民呼日報》,宣傳革命思想,3個月后就被反動當局查封。10月創辦《民吁日報》,繼續革命宣傳,僅42天又遭查封。1910年初去陜西高等學校執教,因宣傳新思想被當局驅逐出境。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擔任紹興七邑同鄉會的副議長,積極籌辦“紹興旅滬公學”,任副校董。1912年,會同于右任在上海創辦《民立報》,同時在復旦公學兼任國文教員,后任私立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科主任。1914年參加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同年7月加入中華革命黨。1916年與葉楚傖在上海創辦《民國日報》,續任主編,后任經理兼編本埠新聞,報道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1919年在《民國日報》特辟《覺悟》副刊,積極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運動。1920年5月,他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轉為上海共產黨(即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經組織同意,不參加開會)。他回憶早年參加新文化、新思潮運動時寫道:“我參加共產黨是受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

  

  邵力子

  1920年12月他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撰文寫道:“無論何種主義,都是時代底產兒。凡提倡某種主義,或為某種主義鼓吹,而能使社會蒙其影響的,必此主義能適應時代底潮流……現在的思潮界,社會主義已有彌漫一時的現象,這決非單為好奇喜新的心理所促成,實在是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種主義的征兆。”由此可見,他作為新聞媒體人,是有覺悟的中國學者中最早認識與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之一。1922年10月,與于右任等籌辦國共兩黨共同創辦之上海大學。1923年12月,于右任應孫中山邀請赴廣東,邵力子即以上海大學副校長代理校長。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他因在上海辦刊沒有赴會,缺席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24年2月,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農部秘書,領導長江一帶各省黨務,宣傳新三民主義,積極貫徹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期間還積極執行國民黨一大決議,秘密在上海大學代辦黃埔軍校招生事宜,從此與黃埔軍校結緣。

  國共合作,結緣黃埔

  1925年夏,邵力子因參加領導五卅運動,被上海護軍使下令通緝,離上海赴廣州。其實他是應蔣介石邀請,赴任黃埔軍校秘書處處長。他回憶赴黃埔軍校任職前后情形時寫道:“那時黨組織給我的任務我都做了。主要是反帝、反封建。1925年五卅運動后,我離開了上海,因為蔣介石叫我去黃埔軍校,同時我在上海受反動勢力的注意,不便繼續待下去了。我到黃埔后,才公開共產黨員身分,參加黨的組織生活。”1925年5月25日,蔣介石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他為黃埔軍校秘書處處長,此時,蔣介石對于黃埔軍校的許多事情及官佐任命,都是通過邵力子上傳下達與呈請辦理。這段時間,邵力子與周恩來有了交往。

  1925年7月20日,蔣介石呈請任命邵力子為黃埔軍校(第3期)校長辦公廳秘書長,同月,他被選舉為黃埔軍校第3期國民黨特別黨部宣傳委員。7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推舉汪兆銘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9月13日,黃埔軍校籌備校史編纂會,任命邵力子兼該會主席,同時由邵力子呈請任命袁同疇為總編纂,毛思誠、魯易、白瑜、李勉成、何廣、曾擴情、楊其綱、賈伯濤、楊麟、周逸群為編纂員,王柏齡、何應欽、周恩來、嚴重、張元祜、周駿彥、張家瑞、錢大鈞為審查員。同日,經選舉,邵力子為中國國民黨黃埔軍校特別區黨部改選第三屆執行委員,排名首位。9月1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舉汪精衛繼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黨代表,難以兼顧政治部事,10月5日,呈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邵力子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邵力子被選舉為廣州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2月28日,呈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邵力子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第5期)。3月1日,參加在黃埔校本部舉行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成立典禮。3月8日,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參加軍校第4期學生開學典禮。6月16日從廣州市區赴黃埔島參加“黃埔軍校創建兩周年紀念大會”。7月22日,以中國國民黨黃埔軍校特別區黨部名義代表全校師生,發表軍校擁護支持北伐宣言。

  與此同時,邵力子在中國國民黨內亦相繼擔負重責。1926年1月16日,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1月23日,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一中全會,當選為政治委員會候補委員。6月1日,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決議通過,任命邵力子為中央青年部部長,7月13日,又改由丁惟汾任青年部部長。7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通過,任命邵力子為政治會議委員。同月再被蔣介石呈請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為國共兩黨合作的北伐戰爭做了大量的政治、組織工作。8月,接受陳獨秀、瞿秋白建議,脫離中共組織關系。11月,他以國民黨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擴大會議,他回憶此時情形寫道:“國民黨派我去莫斯科大概是蔣介石希望我離開他,因為當時黃埔內部矛盾很大,分兩派:即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我們去莫斯科經上海時,陳獨秀、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周恩來等同志開會歡送我出黨,說我多年來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這次到莫斯科去,還是做個純粹的國民黨代表好,我接受了這個意見,于1926年8月正式脫黨。”

  此次莫斯科之行緣于他與國共兩黨都有淵源,他任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最早介紹十月革命,該報副刊《覺悟》用許多篇幅介紹革命后蘇聯的新情況,一度成為當時國際媒體關注熱點之一。1921年秋作為國民黨代表的張秋白,奉派赴莫斯科參加蘇俄遠東人民代表大會,也是由邵力子受指令簽署的委任狀。1926年9月邵力子臨行前,蔣介石囑其向斯大林轉達:請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中國國民黨,而不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邵力子以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直接組成分子予以反駁。但蔣介石明知如此,但仍囑咐他向斯大林轉達他這個意愿。邵力子向蘇方稱“受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時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派遣前來”,使命是就“解決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請共產國際給予指示”。邵力子進一步“突出重點”轉達蔣介石的意思如下:“統一領導和同心同德是革命勝利的基本條件,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也必須步調一致,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相應地,中國國民黨就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這才是蔣介石的本意。此時蔣介石已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事后證實蔣的想法其實系一時之念,主要是不想通過中國共產黨向其轉呈共產國際意旨。邵力子抵達莫斯科后,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了報告,闡述了當時國民黨對內對外政策。

  1926年11月22日,邵力子和譚平山分別以國民黨和共產黨代表的身份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并在開幕式上做了發言,邵力子稱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國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期望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邵力子在莫斯科時,斯大林等共產國際領導人幻想由中國國民黨指揮的中國革命很快便會勝利,于是作出友好姿態,斯大林、李可夫(時為共產國際負責人)、伏羅希洛夫三人向蔣介石贈送個人照片,委托邵力子將其帶回中國交給蔣介石。其中斯大林所贈個人照片題簽: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惠存,慶祝國民黨的勝利和中國的解放。由于邵力子1927年夏返回中國時已經發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些照片由邵力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寄回莫斯科,蔣介石自然沒有收到,但卻出現在蘇聯日后出版的《中蘇關系秘史》當中,成為歷史話題永存史冊。

  推進抗戰救國,致力和平共處

  邵力子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任職,任中國國民黨常駐中山大學代表、校理事會成員。其間,結識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傅學文(江蘇宜興人,生于1903年),傅學文讀過邵力子的許多文章,仰慕他的為人而與其相愛。1927年5月邵力子奉命回國。1928年1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二四次會議通過,推選邵力子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1928年8月14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五中全會表決通過,邵力子仍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其間,兼任中國公學校長兼復旦實驗中學主任、陸海空總司令部秘書長。1929年3月27日,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續選為第三屆中央監察委員。5月6日,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邵力子續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1930年10月17日,國立復旦大學校慶,邵力子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1931年2月,邵力子與傅學文在南京結婚,證婚人為于右任、陳紹寬。其間,他與周佛海、陳布雷等人共事,為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起草各類文稿,對蔣介石的許多做法與委任,雖然不敢公然反對,但是思想上一貫主張國共兩黨問題應當采取政治解決,對于蔣實施的“剿共”政策有所抵制。

  1931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續任邵力子為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同日,他被委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1931年12月28日免職。1931年11月22日,參加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當選為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12月25日任甘肅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4日免職。1931年12月28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一中全會通過,邵力子續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

  邵力子生活儉樸,但對故鄉的教育事業總是慷慨解囊。20世紀30年代初,他遠在蘭州任甘肅省政府主席時,聽到紹興尚無一所完全中學,當即出銀幣1000元,派人與朱仲華、金湯侯等地方士紳商談,于1932年6月創辦“私立紹興中學”,并親書“臥薪嘗膽”四字作為校訓,以培訓愛鄉報國之才。1933年春,邵力子回鄉探親,目睹鄉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后,又出資興修紹興陶家堰邵家溇的明強小學、白塔頭的運川小學。1933年5月4日,邵力子任陜西省政府主席。他上任后對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同蔣介石的矛盾盡力緩和,以期和衷共濟,他還要求部屬注意與中共方面工作人員和睦相處,以團結合作、共同對敵為首要任務。他注重發展農林水利事業,開荒造林,興修水利,并著力發展交通文化事業,力求造福民眾。

  1935年11月22日,參加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續選為中央監察委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時遭拘禁。12月13日蔣介石要求與邵力子談話,邵向蔣表明事變前并不知情,他趁勢勸蔣說:“事已如此,委員長還應以國家人民為重。”后參加與中共談判,極力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軟禁于奉化溪口時,邵力子和張同住在溪口,名義上為幫助張學良讀書學古文,實際上要邵力子對西安事變補過,是一種變相處分。1937年1月5日,免除陜西省政府主席職務。2月21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三中全會通過,委任邵力子為中央宣傳部部長。3月31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通過,改推任邵力子為財務委員會委員。其間還兼任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黨務委員會委員,1941年派駐蘇聯大使后離任。

  1937年2月,邵力子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期間,與蔣介石、張沖組成國民黨代表團,同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會談,奠定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基礎。1937年夏,接學生孫寒冰送來斯諾稿件《毛澤東自傳》,批上“準予出版”,即在《文摘》刊出,轟動全國。全面抗戰爆發后,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政務委員會秘書長。他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蔣介石的廬山會談,協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問題。1938年,他撰文《望國民向前邁進》,指出中國勝利之路是“徹底抗戰,終不屈服”,表明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主張。6月,委任為國民參政會秘書長,他還兼任國際反侵略同盟中國分會副主席、國民外交學會會長、中蘇文化協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理事。1939年3月21日,委任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他支持中共在南京創辦《新華日報》,批準出版《魯迅全集》。1940年4月18日,委任中華民國派駐蘇聯大使,他以增強中蘇邦交、促進國共合作、以利抗日戰爭為目的,在任期內經他努力,蘇聯援華的軍械物資源源運進國內。1943年1月15日免大使職。

  1942年10月回國后,任國民參政會及憲法促進委員會秘書長,他力主對國共爭端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以期兩黨繼續合作,一致對外,團結抗日。1944年2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四九次會議通過,委任邵力子為憲章起草宣傳指導委員會委員。1945年5月20日,參加在重慶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續選為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1945年8月,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重慶談判,與王世杰、張群、張治中作為國民黨代表與共產黨代表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會談,對促進簽訂《雙十協定》起了積極作用。1946年1月,代表國民黨參加中國政治協商會議。11月15日,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直接遴選的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7年4月18日,再被委任國民政府委員,參與和談代表事務后離任。其間,兼任社會經濟研究會委員、第一屆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9月12日,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續選為黨團合并后之中央監察委員。1949年2月,以私人名義隨李宗仁組織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赴北平,在石家莊會見毛澤東、周恩來。4月,參加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在北平與周恩來為首之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談判,通過《國內和平協定》細則草案。后因國民黨拒絕在協定上簽字,和談失敗,遂與張治中等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留在北平。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常務委員。10月1日,參加開國大典。

  

  1960年,周恩來與黃埔軍校師生合影留念。前排左三為邵力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任政務院政務委員。1954年至1967年,他連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同時在全國文聯、華僑事務委員會、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中蘇友好協會、世界和平理事會任各種重要職務,還兼任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等職。他積極參加新中國建設,力主節制生育、控制人口,更致力于第三次國共合作,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貢獻了畢生精力。1960年10月19日,應邀陪同周恩來,與十余名黃埔軍校師生在頤和園合影留念。從現存照片上辨識,主要有:陳賡、張治中、鄭洞國、侯鏡如、覃異之、李奇中、周振強、黃雍、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王耀武、唐生明、楊伯濤、周嘉彬。這或許是他生平最后一次參與黃埔軍校師生有關的聚會。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東四寓所逝世。

  參考資料:

  1.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

  2.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共產主義小組》。

  3.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回憶邵力子》。

  4.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黃埔軍校史料》。

  5.龔樂群編著,臺北中正書局1971年5月印行《黃埔簡史》。

  6.郭卿友主編,西北民族學院歷史學系編纂,甘肅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

  7.劉維開編,中華書局2014年6月出版《中國國民黨職名錄1894—1994》。

  8.楊牧、袁偉良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黃埔軍校名人傳》。

  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供稿,華東工學院編輯出版部影印,檔案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黃埔軍校史稿》。

  10.李玉貞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

  11.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纂《文史資料選輯》。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主編,中華書局《中華民國史人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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